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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事实上，为保持宪法条文序号的稳定，国外宪法在修改过程中已经广泛运用了前述技术。
后面的两个主体很重要。司法责任制想让法官更加独立负责案件的审判，实现所谓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而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便于法院独立于地方，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也是法官独立裁判的物质基础。
无论从中国法律制度，还是从十八大以来党的各项政策来看，所倡导实现的民主国家，在文意上本身就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民主政治架构。从规范宪法学角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来梵：事情要分开看，有人说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是社会的基本法，但在我看来，我们要把事实是什么，和规范上应该是什么分开来看。二、中国法官到底要向谁负责 凤凰评论《高见》：司法改革行至中期，无论实现体系内部的司法统一，还是在外部与行政、立法关系上实现司法权独立，这两项现在都走入了相对僵局状态里。凤凰评论《高见》：学界也有争论说宪法并不是现在社会的根本法，民法才是。而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国家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有人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更多是心理障碍、利益障碍所致，你怎么看？ 林来梵：我觉得回避宪政主要还是观念问题。舆论高度关注，最高法司法办对此案的回应是确实有可能产生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但是我们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同时，也在同步建立配套制度，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在伦理学的视角下，国家的正当性源于法律对国家目标的法律共同体构造，如法律制度对和平和秩序的保障，防御个体对私欲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掠夺，对个体之间进行必要的救助和补充以及对正当秩序的贯彻与执行等。
[28]【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12]正如鲍曼所希望的：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公共体的话，那它只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通过宪法平台，法律共同体在系统内部建立起协调、整合、沟通和安排，实现以宪法秩序为总纲的法律秩序体系。另个一个方面，法律共同体也不能忽视程序伦理的意义。
[12]于洪君：《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载《当代世界论坛》2013年第12期。法律共同体的互助性要体现出对法律共同体政治美德的塑造，因此宪法不能单项的、割裂的看待共同体规则，宪法基本上是一系列的调和，而不是一系列的反对。
[1]刘茂林教授语，可参见刘茂林等：《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宪法秩序约束下的法律制度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形成共同体下的行为的协调一致。人的生存和发展必然是法律共同体的价值元点和终极关怀。法律共同体必然是共性和特性的交织，但是共性是首要的特征。
[15]因此，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要将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文明的原则和内涵有效地融入到制度中去。根据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人类共同体源于——或者至少在概念或者正当性上——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的契约或者类似于契约的关系。法律共同体下的司法要谋求司法权威，建立司法正义，维护司法公正，发挥司法在保护公民尊严、财产安全，维护市场自由的作用。(三)整体性与终极性的宪法塑造 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造要有整体性观念，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不同的政治利益、经济需求、文化习俗、道德信仰、价值追求以及意识形态共同构成这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共同体。
同时法律共同体要赋予国家保护和维持和平秩序的功能，国家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在此，法律共同体需要保证政治意识的形成只能(并且应该)在公民个体由理性引导的良知决定那里找到最终根源[20]。[26]本土化资源对法律共同体而言是多样的，本处仅就典型问题作出理论上的阐释。
三、法律共同体的中国特色素禀和社会合法性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律共同体 为了将人类行为整合到某种人们称之为共同体的行为构造中，人们就需要统一的、客观的规范体系。[7]将个体组成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是规范，而这些规范事实上是一个规范集合。
法律共同体的伦理目标包含实体权利的伦理和程序权利的伦理两个方面。法律共同体的最高性需要发挥宪法监督的作用，需要基于宪法精神的法规清理和法律编纂，并基于此形成以宪法权威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的协调一致。处理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24]参见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342页。法律共同体理论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法律共同体必然源于传统法律文化，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就是要与中国以和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的现代表达。同时，法律共同体的一致性要求建立内部纠纷解决功能机制。
宪法要在保障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司法制度一体化的同时，为地方立法权和管理权预留空间。更进一步的调和渗透到政治结构之中，使得不同部门不至于陷于事实上的反对状态，并使他们彼此作出某种妥协，甚至相互传递信息和主张[33]。
(四)规则最高性的宪法塑造 法律共同体的最高性首先体现于宪法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与世界各国法律体系的衔接与协调，这种协调不能当然的表现为对相关国家法律制度及其法律理念的移植，更应表现为对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制度的中国化改造。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国家政权，依照宪法和法律领导国家政权，依照宪法和法律运用国家政权，确保国家机关活动的民主性、合法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推进国家法治、地方法治和社会法治相结合。
[32]从位阶上看，法律共同体包括以宪法为最高效力规则的法律制度体系。[9]而在法治社会中，诸如共同体该如何构造、法律共同体的品格、法律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正当性基础、国家需要服务于何种目标及其系统正当性等问题都是法律共同体的构造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整体性要抛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认知，要保护共同体的整体稳定和社会健康。【中文关键词】 共同体。[19]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国家的正当性在于是否以及基于何种动机，法律共同体的国家秩序在现实中能够得到接受和同意。【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 进入专题： 法律共同体 宪法构造 。
[9]【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22]法律是实现宪法秩序的重要保障，但绝对不是唯一保障，法律共同体的宪法塑造要求宪法制度要充分接受现代法治文明的先进价值理念，并充分吸纳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涵，要体现出共同体构建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
人的生存权利、尊严、自由是宪法的最高价值追求，这需要宪法制度的终极关怀，宪法发挥着法律共同体中价值整合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对一国法律体系内的部门的价值安排，也体现在宪法对国内法和其他国家法律乃至国际条约规范的价值衔接安排。(三)法律共同体对国家正当性的塑造 国家职能及其价值构造依赖于法律共同体的塑造，国家正当性理论经由了父权制、契约论和现代国家正当性等发展阶段。
法律共同体所谋求的宪法秩序首要的是国体问题，但是在国家性质界定中却有一国两制的制度存在。[20]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对于宪法的形而上思考，一方面要立足当下社会现实中独特的宪法语境及其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到西方不同类型宪法及其蕴含的独特价值。[17]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2]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做了论述，共同体成为其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社会建构功能主要是靠宪法，民法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所以民法学界对宪法不满，认为宪法管得太多，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五、回避宪政，主要还是观念问题 凤凰评论《高见》：谈宪政、人权色变的情形依然存在。我认为法官首先应该向法律负责，通过向法律负责，达到对人民负责，对人大负责，甚至对在政治上对党负责，但不是向上级负责，甚至不一定是向特定的党组织负责。
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宪法监督 。当年彭真说到这里也提过，这有利于党对司法工作的有效领导和人大对司法的监督，这就等同于法官工作要向人大负责，向党负责。
特别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出现，司法权必须得到强化，强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宪法监督司法化，由司法机关来进行宪法监督。林来梵：怎么办？宪法做适当退让，让民法承担一些社会基本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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